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強調，建立經常性和集中性相結合的紀律教育機制，深化運用監(jiān)督執(zhí)紀“四種形態(tài)”，綜合發(fā)揮黨的紀律教育約束、保障激勵作用。開展紀律教育不僅為現實所需，亦是歷史傳承。習近平總書記講過一個歷史細節(jié)：一九六四年十月，周恩來同志在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演出人員大會上作報告時說，毛澤東同志說我們黨是“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采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系人民群眾的黨”，“毛澤東同志特別把有紀律放在最前面，這不是偶然的。因為這是決定黨能否堅持革命、戰(zhàn)勝敵人、爭取勝利的首要條件”。人不以規(guī)矩則廢，黨不以規(guī)矩則亂。按照馬克思主義建黨原則建立起來的中國共產黨，不斷加強紀律建設，以鐵的紀律與嚴密的組織保證全黨上下統(tǒng)一思想、統(tǒng)一意志、步調一致向前進，領導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設、改革的輝煌業(yè)績。紀律的貫徹執(zhí)行需要組織的推動，也依靠黨員的自覺。要使黨員將遵規(guī)守紀內化為自覺意識、外化為自覺行為，則離不開紀律教育。只有學紀，才能知紀，方能明紀，最終守紀。紀律教育使人掌握紀律，保持警醒，明確紀律“底線”，遠離紀律“紅線”。紀律教育成為中國共產黨百余年奮斗歷程中的經常性做法，并在長期實踐中沉淀了豐富的內容與寶貴的歷史經驗。

　　以多種形式推進紀律教育

　　寓于集中學習教育中的紀律教育。除了正在全黨開展的黨紀學習教育外，我們黨還開展了十多次集中學習教育。這些集中學習教育雖未以紀律教育為題，但時時體現紀律要求。比如延安整風運動，其主要內容之一就是反對宗派主義，這本身就有紀律教育之意。又比如1950年的全黨整風，其重點是整頓各級領導干部的作風，主要內容包括糾正少數人貪污腐化、違法亂紀的錯誤。還比如1983年開始的全面整黨，明確“加強紀律”是整黨主要任務之一，在整黨過程中積極推行各種形式的紀律教育，最終增強了全黨的紀律意識。新時代開展的黨內集中教育亦貫穿了紀律教育的內容。以2015年在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中開展的“三嚴三實”專題教育為例，此次集中教育著力解決理想信念動搖、無視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guī)矩等突出問題，最后達到了守紀律講規(guī)矩、營造良好政治生態(tài)的成效。

　　進行經常性的紀律教育。這主要體現于行軍作戰(zhàn)中日常性的紀律教育以及黨校和各級學校經常性的紀律教育，后發(fā)展為全黨全軍常態(tài)化的紀律教育。1929年，中共中央指示鄂西黨組織，要求他們在將來的政治任務及工作中要做到“紀律教育化”，紅軍作戰(zhàn)中要經常性召開批評會，檢討紀律執(zhí)行情況；紀律頒布要向士兵解釋，讓士兵懂得紀律要求并養(yǎng)成遵守紀律的自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也經常提醒地方各部隊，在軍事訓練中加強紀律教育，做到紀律教育日常化。至延安時期，毛澤東在《論新階段》中總結了以往黨的學習教育經驗，提出要把黨的紀律教育納入黨的政治教育整體規(guī)劃中，以確保紀律教育的落實與開展。自此以后，紀律教育成為黨的政治教育中的常態(tài)化舉措。經常性的紀律教育，可以通過反復的提醒與持續(xù)不斷的學習，潛移默化作用于紀律執(zhí)行者，讓他們習得遵守紀律的自覺，形成保持紀律的習慣。新中國成立后，黨及其領導的軍隊繼續(xù)開展經常性的紀律教育，塑造了全黨全軍維護紀律的自覺。習近平總書記對此專門強調：“黨的各級組織要積極探索紀律教育經常化、制度化的途徑，多做提提領子、扯扯袖子的工作”。2016年開展的“兩學一做”學習教育，致力于引導廣大黨員尊崇黨章、遵守黨規(guī)，推動黨內教育從“關鍵少數”向廣大黨員拓展、從集中性教育向經常性教育延伸。2017年通過的《關于推進“兩學一做”學習教育常態(tài)化制度化的意見》，是紀律教育常態(tài)化的制度性嘗試。以制度化的途徑推進經常性的紀律教育，可以給予日常性紀律教育更規(guī)范的方式，保證日常性紀律教育發(fā)揮更持久的作用。

　　以多元內容進行紀律教育

　　紀律是紀律教育的主要內容。行軍作戰(zhàn)中日常性的紀律教育，以作戰(zhàn)紀律、群眾紀律、軍事紀律為主要內容。從紀律包括黨紀黨規(guī)的視角來看，中國共產黨歷次集中學習教育曾涉及“四個服從”、進城紀律、請示報告制度、黨章、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等相關紀律的學習。

　　學習紀律相關的經典文獻，是對黨規(guī)黨紀學習的補充。延安整風運動中，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20多個學習文件，包括《反對自由主義》《論共產黨員的修養(yǎng)》等闡述紀律的經典篇章。1948年為糾正地方的分散主義，中共中央決定建立并要求全黨貫徹執(zhí)行“請示報告制度”。為此，中共中央專門印發(fā)列寧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要求全黨學習。毛澤東也指示，全黨上下要認真學習該書的第二章，尤其需要認真閱讀其中反對無紀律、無政府狀態(tài)的內容。1983年開始的全面整黨明確初始階段的中心任務為“學習文件”，并把毛澤東的《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官僚主義、命令主義和違法亂紀》等文章作為重點學習內容。經典經由學習教育化為行為自覺，影響穿越時空，代代相傳。

　　撰寫文章，深入淺出闡述紀律條文及紀律相關經典篇章，也是黨的歷史上的經常性做法。延安整風運動期間，《解放日報》發(fā)表大量社論和理論文章，為加強黨的團結統(tǒng)一鼓與呼，提高黨員及黨員干部對紀律的理解。1983年進行的全面整黨，《人民日報》發(fā)表多篇評論員文章，加強了人們對紀律重要性的認識。

　　以多種方法開展紀律教育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紀律教育要發(fā)揮先進典型示范激勵作用的同時，更要深入開展反面典型警示教育。“要加強紀律教育，不搞不教而誅，用身邊人身邊事開展警示教育，用典型案例當頭棒喝，使更多的干部紅臉出汗、知錯知止，‘見不賢而內自省’，使鐵的紀律轉化為黨員、干部的日常習慣和自覺遵循。”典型案例最具沖擊力，可以使人更加直觀、更加真切地體會到違紀違法與個人的前途命運息息相關。違紀違法會對個人生活和工作產生強烈破壞，個人付出慘痛代價。只有建立起自己與紀律的直接聯系，紀律執(zhí)行者才會從內心深處產生對紀律的敬畏并心甘情愿地遵守紀律，而不僅僅停留于對組織規(guī)定的義務性服從。延安時期，黨通過黃克功事件進行嚴明紀法教育，要求“對于自己的黨員與紅軍成員不能不執(zhí)行比較一般平民更加嚴格的紀律”；強調“四個服從”紀律時，毛澤東多次以張國燾叛逃為例，要求全黨把此事作為教訓，每個共產黨員必須堅定政治方向，反對開小差；針對處分劉力功進行組織紀律教育，開展了一場廣泛的大討論，極大提高了黨員干部和學生遵守紀律的自覺性。“三反”運動中，張子善、劉青山經常被拿出來作為反面教材，提醒黨員干部保持思想清醒、生活廉潔。通過典型案例查找問題，解剖思想根源，以身邊人和事以儆效尤，這種“以案促學”的方法在今日得以延續(xù)并廣泛應用。

　　以批評和自我批評檢查學習成效，是我們黨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從延安整風運動開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在以后的紀律教育中被經常使用。較具代表性的有1948年以檢討落實“請示報告制度”、1950年整風運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檢查思想與工作、1980年對標《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當前正在開展的黨紀學習教育，要求2024年度縣處級以上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和基層黨組織組織生活會要把學習貫徹《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情況作為對照檢查的重要內容。《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也明確規(guī)定要經常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批評和自我批評是我們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體現了中國共產黨自省自修的優(yōu)良品格，展現了中國共產黨以學習教育促進貫徹落實的行為模式。這彰顯了紀律教育的根本目的，即提高黨員的思想覺悟與踐行紀律的自覺意識，從而保證廣大黨員對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執(zhí)行落實，鑄就具有強大戰(zhàn)斗力與高效執(zhí)行力的大黨強黨。